別讓下一代的想像力，貧乏得只剩下「隨手關燈」 ——從一座「能滑雪的焚化爐」談台灣永續教育的認知基準線

在大學課堂上，每當我問學生：「提到永續，你們想到什麼？」答案往往千篇一律：省電、撿垃圾、不開冷氣、北極熊快死了。這些答案沒有錯，但它們充滿了剝奪感與罪惡感。在台灣的教育與社會氛圍裡，永續常被塑造成一種「苦行」，一種為了贖罪而必須忍受的不便。

然而，當我將視角轉向丹麥，建築金童比亞克·英格爾斯（Bjarke Ingels）卻給了我們一記當頭棒喝。

他在哥本哈根市中心蓋了一座名為 CopenHill 的巨型垃圾焚化廠。這本該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鄰避設施，但他卻利用焚化爐巨大的斜坡屋頂，打造了一座全天候的人工滑雪場，外牆更設計成世界最高的攀岩牆。而在檢視 BIG 建築團隊（Bjarke Ingels Group）授權提供予我的第一手設計論述與影像紀錄中，最令我震撼的並非宏偉的建築工法，而是 Ingels 本人的一段話。

他提到剛出生的兒子 Darwin（達爾文）：「等到他長大，他根本不會知道曾經有一個時代，發電廠是不能滑雪的。對他這一代來說，『清潔能源』與『滑雪場』結合是理所當然的常識。這將成為他想像力的『基準線』（Baseline），他將站在這個基準上，去構思更瘋狂、更美好的未來。」

這段來自設計源頭的真實告白，精準點出了台灣永續發展最缺乏的底層邏輯。

恐懼訴求下的「想像力貧乏」

曾任職於金門觀光處長的我，深知「體驗」比「說教」更有力量。在金門，我們談戰地文化，如果只給遊客看冰冷的砲彈數據，那是歷史課；但如果讓他們走進坑道聽音樂會，那是永續的活化。

同樣的，我們在台灣推動永續教育，長期依賴「恐懼訴求」——恐嚇孩子海平面上升會淹沒台北，告誡他們若不環保人類將面臨滅絕。這種教育或許能培養出「聽話」的下一代，卻難以培養出能「解決問題」的下一代。我們的孩子在「限制」中長大，他們的認知基準線變成了：為了環保，我必須犧牲快樂。

但 Ingels 的「享樂主義永續」（Hedonistic Sustainability）告訴我們：環保可以是性感的、好玩的、令人嚮往的。如果一座處理垃圾的工廠可以變成城市最酷的滑雪勝地，那麼永續就不再是責任，而是一種慾望。

台灣的機會：在嚴苛環境中創造「台式享樂」

台灣的環境條件比丹麥嚴苛得多。我們有地震、颱風、酷熱與缺水。過去，我們的建築法規與都市規劃充滿了「防禦性」：蓋厚重的混凝土牆擋地震，築高聳的堤防擋水，把人關在氣密窗裡吹冷氣擋熱。我們在生存的焦慮中，蓋出了一座座雖然安全但無趣的水泥堡壘。

但我們真的只能這樣嗎？

看看宜蘭的「田中央工作群」，黃聲遠建築師把原本生硬的排水溝和橋下空間，變成了孩子們最愛的「津梅棧道」。在那裡，防洪設施不再是阻隔人與水的牆，而是連結社區的遊樂場。這，就是台灣版的 CopenHill。

看看台南的「台糖沙崙循環聚落」，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證明了，房子可以用「租」的，建材可以像樂高一樣拆解重組。住在這裡不是因為要當環保苦行僧，而是因為這裡的環境更通風、更舒適、更有設計感。

看看深山的「那瑪夏民權國小」，它平時是零耗能的圖書館，災時是族人的避難方舟。它證明了防災建築不需要像碉堡，可以像一朵盛開在山林間的花。

這些案例告訴我們，台灣有技術、有設計力，可以將「限制」轉化為「樂趣」。

提升下一代的「認知基準線」

作為一名長期關注永續議題的倡議者，我認為台灣的當務之急，不是通過更多限制性的法規，而是「提升下一代的認知基準線」。

我們需要更多像 CopenHill 這樣的「社會基礎設施」。試想，如果台灣的滯洪池平日就是一座極限運動公園；如果我們的變電箱能結合互動藝術；如果我們的捷運站能像一座垂直森林——

那麼，我們的孩子（台灣的 Darwin 們）就會認為：「發電廠本來就該是乾淨的公園」、「防洪牆本來就該是散步道」。當他們把這些視為「理所當然」，他們未來的創新，就不會只停留在「如何減少傷害」，而是會躍升到「如何創造更多價值」。

永續不該是這一代人對下一代人的勒索，而應該是我們留給他們的禮物。讓我們拋棄苦行僧的舊衣，用設計的快樂與想像力，為台灣的孩子鋪設一條通往未來的滑雪道。

因為，想像力的上限，取決於我們為孩子建造的現實底線。